今年兰登书屋遴选的“百部最佳英文小说”名单甫一发布,立即招致许多非议,更有人大唱对台戏另推出一份单子。实际上,大家各有各的品味,自然心中各有各的经典;这是选一百部,要是就选一部的话,非得打破头不可。兰登的选单受人訾议最多的是它老派保守,有些骸骨迷恋。不过在我看来,这样的选择反而提示了那些曾经峥嵘的作品原不该一脚踢开,至少从文学接受史的角度看,仍然值得小心体贴。这份单子里面就选了英国作家劳伦斯·杜雷尔的《亚历山大四部曲》,排在第70位。实际上法国人的《理想藏书》在“英国文学”那栏里也选了这部小说。
9月13日的《纽约时报书评》专文评介了费伯公司新出版的《杜雷尔传》,这本书厚达八百页,令得书评作者米兰达·西默也慨然说:“我们是不大可能得到更全面的传记了。”
杜雷尔的早年生活是颇为传统的,他1912年生于印度,父亲是位能干的工程师,母亲活泼娇小。小时候看到的西藏死神偶像对杜雷尔意味深刻,在《四部曲》的第三部《蒙托利夫》里面他回忆道:“清晨来临,死亡神舍的诗韵仍在弥散:奇诡的圆舞,叮咚的手鼓,颤声的嘶叫,以及哀歌舒缓的律动,似乎都笼罩在辉煌的诗与影当中。”
1928年杜雷尔父亲的早逝促使一家人不得不迁回英国。杜雷尔不能忍受在英格兰南海岸和母亲弟弟在一起的生活,转而到伦敦的酒吧里面当钢琴师,偶尔也搞搞摄影。那时他和女友南希生活在一起,他后来在给亨利·米勒的信中这样形容那段日子:“到处是痰迹、碎瓶子、尿罐子。食物都买罐装的,肉也是不新鲜的,空气跟密封的医院房间里一样。如此,我们倒有点醉生梦死的况味了。”他和南希住在希腊科孚岛的时候,一面写诗,一面开始写小说《黑色书》。一天他偶然翻到一本脏兮兮的《南回归线》,给亨利·米勒写了封表示敬意的信,从此开始了这两个揄扬乱交的宣传家的长期通信。1937年杜雷尔、米勒、阿奈斯·宁在巴黎会师。三个人镇夜饮酒,夸夸其谈,互相鼓劲。杜雷尔给艾略特的信中大言不惭地说:“我的任务就是让自己坠下悬崖。”住在巴黎的漂亮的犹太人特丽莎·爱泼斯坦是这种自任沉落的女人中的第一个,也很可能是杜雷尔笔下人物朱斯蒂娜的化身。
南希终于无法容忍不忠的丈夫沉浸于“爱的酒池”,带着他们的女儿抽身而去。此时杜雷尔移情别恋伊芙·科罕,并最终娶了她。伊芙将自己的童年往事说给他听,后来这些故事经过加工融到《亚历山大四部曲》里面。
西默极尽挖苦地说:“时间是《亚历山大四部曲》的一大主题,可惜时间却不曾投桃报李。要是30年前,没有人会怀疑《四部曲》是杜雷尔的力作,得诺贝尔奖也够了——但到底没得着。战后文坛文风素朴,相比之下杜雷尔的小说如同水光潋滟的浴缸撒满了栀子花瓣,馥郁醉人;而今看来,《四部曲》显得老气横秋,太过铺张,不过是件古董罢了,或者说是大英帝国最后的喘息。”三十年前杜雷尔确实风光过。《四部曲》的终篇《克利》刚刚出版,连英国文人普里切特的书评也以“独一无二的当代小说家”一句作结,还说他对世界文学未曾触及的那些地域有着无匹的敏感。关于《四部曲》的最大主题——爱,普里切特的评论相当精彩:“书中在在皆有对爱情的惊鸿一瞥,但没有一个人真正动情。人们并非在讨论爱情,讨论的是自恋和欲望。他们谈论着爱的扭曲,爱的伤感,爱的轶事,爱的花样,爱的消逝,就是没有爱本身。人们的性爱那么轻易,可是温存一过仍觉欲壑难填。浪漫尽头,他们越过情人的肩头还在张望着什么。”
杜雷尔1988年接受电视采访时说:“我不得不承认我一生里头没有任何东西让我开心。从爬出娘胎的那天起我就烦透了。”西默尖刻地说:“性是使杜雷尔远离烦闷的调剂品。”也许杜雷尔的风流一生真的算是这段话的注脚。不过在1990年杜雷尔未明所以地死在一间法国浴室以前,他是否也有那么一刻,曾越过情人的肩头在张望些什么呢?
我手上只有《亚历山大四部曲》的第二部《巴尔撒泽》,粗粗一读至少也可以欣赏到杜雷尔那微妙雅致的文笔罢。他在引言里讲:“我用的不是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方法,在我看来他们不过是在图解柏格曼的‘延宕’概念,而不是我的‘时空’观。”言里言外显得心气甚高。西默在书评末尾指传记作者麦克尼文还不够中正超然:“是否杜雷尔如米勒所说是‘发臭的天才’?是否我们应该把《四部曲》丢在一边而只读他的诗歌和三卷精彩的游记?麦克尼文的传记提出了问题,却无法定论。”西默也够咄咄逼人了,令我不禁记起《巴尔撒泽》中的一段:“‘当你摘下一朵花,花茎能够自动愈合。至于人心,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’这是克利对巴尔撒泽所说。”
我猜兰登书屋那份单子的评选者可能就是心软罢,不忍摘下《亚历山大四部曲》这朵花。